近日，国家一级演员在直播间时说，自己的儿子拍一部戏“就挣几十万”，“一年不得个百八十万的，这个家才能运转”宏基资本，引来“哭穷”“炫富”争议。
随后，闫学晶此前曾在另一条视频里的发言也被扒出，嫁接到此事上，作为其“炫耀”“傲慢”的人格证据。视频里，闫学晶用调笑的口吻，评价部分网友对她的生活存在“酸黄瓜”心态。她还对“公平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“有说这些话的功夫，向别人学习学习，哪怕你干不了别人干的事儿，你也学习学习别人努力拼搏的精神。老天爷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，每个人都给了你24小时。”
随着舆论发酵，闫学晶的个人账号被封禁，部分代言品牌也相继与之解约。
1月11日晚，闫学晶在朋友圈发文致歉，做了很严厉的自我批评：“这根本不是一句‘没说对’或者‘没把握好’那么简单，而是我的思想出现了严重的偏差……这次的事，对我来说，就像给灵魂动了一次手术，特别疼，但也让我彻底清醒了。”
闫学晶在道歉信最后对公众做出承诺：“以后做任何事，我都要先问自己：‘这是不是从生活中来？是不是有利于百姓？对不对得起百姓？’我会把‘老百姓’这三个字，当成我做人和从艺的根本，经常提醒自己，把心摆正，永远带着敬畏往前走。”
这封道歉信，不像认错，更像是在“认罪”。满篇的“思想问题”“彻底清醒”，甚至达到了“给灵魂做手术”的强度。情绪幅度之大，态度之“端正”，简直要把自己放低到任人处置的绞刑架。这让人感到怪异。
从一开始，这就不是一场道德风波。
闫学晶最初引起争论的发言，是唠家常一样分享自己的家庭收入与开支需求。与许多当红演员的收入与开销比起来，她口中的数额，远不算大。这番言论，如果发生在私人对话或小范围社交圈的语境内，闫学晶充其量算是一个不够讨喜的人，但也大体还算是个实诚人。但正如她后来那封道歉信所透露出来的，在今天的互联网世界，任何形式的与公众的链接，都必须接受被放大和被投射的可能性。
作家余华早就用一本书题名，发出他对这个时代的一句断言：“我们活在巨大的差距里”。 公众人物，尤其是演员明星群体，他们所拥有的财富量级，以及对金钱概念的感知与大部分普通人存在巨大差距。2018年，演员就曾在一次采访里称，自己处于困难期的时候，银行卡存款只有一百多万，这也使失业期的他比较慌了，后来，他意识到演艺圈的花销和年入十几万的普通家庭相比，其实是“不正常了”。他当时的话，如果放在现在，同样会使公众“破大防”。
从2018年到2026年，社会终究发生了些变化。相较于事实如何，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呈现，是彼岸那端的人如何看待我们，如何看待他们自己。
闫学晶事件三年前，“口红一哥”已经树立了一个不可逾越的表达红线：不要讽刺别人不够努力。
李佳琦直接冒犯的，是自己的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，紧随其后的舆论海啸和抵制风波，从商业逻辑上是可以解释的。相较之下，闫学晶则更像是发自内心地缺乏理解和共情。她的直播、发言、道歉信，都透露出她对这个时代的不理解。
对比他俩，出身普通家庭，曾经靠打工谋生的李佳琦，就是被消费者用脚投票到聚光灯下的，市场选择背后宏基资本，是以“服众”及“惠及公众”打底的流量数据。那些年，直播带货虽然是互联网世界的新型明星，但公众对“带货主播”这一角色的心理定位，并不是戏台上的艺术家，而是替公众做信息筛选的平民代言人。
闫学晶则不同，她出生于70年代的东北农村，家境虽然不富裕，但闫学晶在17岁那年考入了吉林省戏曲学校，毕业后直接分配到市剧评团工作，后来拜入赵本山门下。即便放在那个年代，闫学晶的事业生涯也算是相当顺利且幸运的。不仅分配到了好单位，还直接师从喜剧大师，积攒经验，再过十几年，待到市场经济活跃，商业影视作品井喷的时候，她就已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艺术前辈了。
《小姨多鹤》剧照
这其实就是今天90后、00后常常从长辈们口中听到的人生路径：只要你朝着一定的规划，脚踏实地地向前走，未来就一定能允诺你一定的回报。即便你不愿意老老实实读书上班，也没关系，70后赶上了经济增量的好时代，敢拼、敢闯、敢干，大好光阴在前头。
从成年到中年，闫学晶都活在一个相对封闭且安全的戏剧体制里，也毋需面临今天的年轻演员身处的流量战。近二十年来，公开的影视剧作品里，她没演过几个主要角色，零零散散地拍了一些家庭、乡村题材电视剧，大部分都是配角和客串。
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演员，不用争夺流量，不必费力转型，没有明显的“资本属性”，也常年过着一种“百万不够花”的日子，也能轻轻松松在北京拥有三套价值不菲的房子。其他聚光灯中心的明星过着怎样的生活，更是可想而知。
因此，闫学晶能在54岁这年轻描淡写地说出，她所拥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，也不能算是对普通人的挑衅。她也许只是不曾看见，今天的年轻人，在求职之路上已经艰难到了什么模样。懒惰不等于主观恶意，但思维和经验上的懒惰，极易陷入守旧和刻板的窠臼。
近年来，人们越来越对那些结构性弊病敏锐，对财富与权力金字塔上层的人，也越来越多审慎和质疑。
从2022年7月，易烊千玺出现在国家话剧院公开的应届毕业生招聘拟聘名单中；到2025年6月，《封神2》中饰演邓玉婵的演员那尔那茜，被曝曾通过定向委培政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；再到2025年7月，18岁的演员黄杨钿甜在社交平台晒出佩戴上百万元耳环的照片——这些事件都不是孤立的“翻车”，而是一次次将公众的注意力，拉回到同一个情绪上：违规、特权，以及有限公共资源，是否正在被其他人理所当然地占用。
相较于单纯的财富或名利本身，这些与规则、机会、起点相关的疑问，在当下更容易点燃情绪，也更容易引发共鸣。因为它们触及的，不只是个人的成功或炫耀，而是关于规则是否仍然有效、通道是否仍然开放的集体不安。
经济在增长，城市在扩张，阶层在流动，走在前面的人，留给后面的人一个英姿飒爽的背影。再跑快些，说不定我也能追上他的影子。但如果认定赛道本身并不平整，人们的不满，就总是会从这里开始。
所以近几年，过去高增长时代商业名人们的生活丑闻开始被更多传播，社交媒体上，越来越多人在谈论哪个商业大亨的发家始于靠婚姻赚来的第一桶金。草根起家的马云，一句“996是福报”，让人们看见了，当初那批自己向往过的人，早就与自己处于异世界了。
这些都不是人们对他们祛魅的原因，而是祛魅的结果。
但从演员明星的角度，这真是一个太糟糕的网络时代。耳环不能戴，公职不能考，连在自己直播间里随口透露家庭收入，也会被视为大敌。有钱人的生活到底该怎么过？这是他们或许会闭门思索的当代难题。
当闫学晶们仍在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普通人没有钱是因为不够努力时，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，他们都注定要连带着这套话语一起，一同被时代淘汰。那套拼搏和慕强的叙事，在今天不是鞭笞人前进的长鞭，而是挂在驴脑袋前面的胡萝卜。
其实钱如何而来，捷径如何而来，不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。人们的情绪需要一个载体，来表达一种被不确定的环境激发的，另一种确定的心态。即，彼此都坚信，或者自我麻痹般地坚信，不可能再出现过去那种阶层逆袭叙事，所有这类叙事不管程度如何都会被视为一种有意的冒犯。于是，大家心照不宣地维系自己现有的圈层，构建一种身份认知上的归属，通过立场的确认，营造团结或是团结的假象。
当然，这同时也构造了另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双标道德观。我们拒绝一种标签，却心安理得地接受另一种标签，我们维护一种价值观，是因为自己恰好身处其中，塑造对立的阵营，似乎能让我们感到更安全一些。
但那些掷向闫学晶们的矛头，即便将他们扎得千疮百孔血流一地，难道自己就能从中获得真正的力量么？难道我们的困境就能因此没那么令人沮丧，或者，至少看上去更坚硬一些，美好一些？
是的，也许，只是看上去很美。
作者 |永舟
编辑 |青霆
值班主编 | 张来
排版 | 阿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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